文 观察者网心智观察所
杭州在数字经济浪潮中崛起，它采用独特的“政府引导、市场驱动、文化赋能”模式，成为当代中国城市转型的鲜活样本。《杭州模式》一书系统解码了这座千年古城的现代突围密码。心智观察所与《杭州模式》作者之一对话，此人是中国人民大学风险资本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胡宇东。作者从历史纵深与现实经纬的双重视角出发，剖析了杭州怎样把丝绸古韵淬炼为互联网基因，怎样在“有为政府”与“有效市场”的平衡中孕育出阿里巴巴等创新生态，还怎样以“数字治理”重塑城市毛细血管。
心智观察所：《杭州模式》一书的第二章着重提到了杭州的文化基因对城市科创活力的塑造 。“杭州模式”常常被贴上“诗意栖居”和“创业天堂”的双重标签 ，这种看似矛盾的定位是不是和杭州文化中“儒商并重”的历史传统有关系 ？有人觉得 ，“杭州模式”的成功非常依赖其独特的自然与人文资源禀赋 ，其他城市很难复制 。如果将西湖、运河等文化符号剥离，那么杭州的创新发展逻辑是否依然具备普适性参考价值？
胡宇东表示，杭州的文化符号像西湖、运河等只是表象，其底层逻辑在文化基因层面存在共通性。这种文化基因好似“种子”，普遍存在于不同城市的文化脉络里。杭州的发展经验显示，关键在于识别并培育当地的文化基因，要让其在适宜的环境比如政策支持、资源汇聚中茁壮成长。其他城市并不是没有这种“种子”，而是需要更高效地挖掘其文化基因，并且强化其独特性。
我之前经常讲，中国文化基因的核心是“和谐共生”，这种理念扎根于中国人的精神特质里。辜鸿铭先生曾用“温良”二字总结中国人的性格，其本质是追求心灵与情感方面的生活，着重打破二元对立，达成融合统一。比如，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是对立博弈，而应该像“鱼与水”那样共生共荣。
《临安志》南宋皇城图
杭州借助公共空间、文化地标等文化符号强化了这些人文信号，和谐共生的文化基因因此得以显性化。这种基因具有普遍性，它存在于中国各地人群的深层意识里，只是需要合适的载体来激活并放大 。
当前中国科技与经济发展要以人文精神作为内核，习总书记在文化强国相关论述里强调，走向世界需要依靠人文底蕴的支撑，城市建设应当关注居民的心灵与情感需求，要通过公共空间、文化活动等载体来传递文化价值。
杭州具有独特优势，这一优势体现在历史传承与地理环境的结合上。从历史因素方面来讲，南宋的商贸传统以及浙东学派的思想，塑造出了儒商并重的文化土壤。从地理因素方面来看，杭州位于浙江冲击平原，这里汇聚了周边的资源与人才，为文化传承提供了丰沃的条件。
心智观察所指出，在提及杭州的文化基因时，存在一个关键词，这个关键词是“竹林效应”。
胡宇东称，“竹林效应”指的是文化基因的协同发展模式。就像竹林依靠根系互联达成整体繁荣一样，城市文化发展要借助历史积淀、资源整合以及群体协作，进而形成自我强化的生态体系。杭州的案例显示，这种效应得依靠持续的文化创新与包容性政策，才能够实现从基因到实践的良性循环。
杭州的实践证明，政府营造出如“阳光雨露”般的支持环境，像是政策扶持、资源配套等，使得市场与社会主体能够自主地“茁壮成长”，这正是竹林效应的典型表现。也就是说，杭州采用了“环境培育”式的治理方式，政府致力于优化基础条件，比如营商环境、公共服务等，而不是直接去干预市场行为。
最近我们看到一个反面案例，河北三河等地曾出现政府过度干预的情况，比如强制统一商铺招牌颜色，这种拔苗助长的行为破坏了市场生态。杭州则不同，不强制规定企业行为，而是通过涵养生态来激发企业活力，杭州模式强调营造“肥沃土壤”，反对过度干预致使创新生态失衡。
还有一点要指出，中国面临着外部压力以及经济挑战，急需提振信心。4月17日，李强总理在国务院第十三次专题学习中强调，市场预期是影响经济活动的重要因素，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预期经济。当下的中国需要通过展示城市发展亮点来激发市场活力，还需要通过积极宣传增强社会预期。
现在有部分观点觉得要给杭州模式的宣传降降温，防止过度聚焦于单个城市。然而我觉得，当今的中国需要的并非四平八稳毫无破绽，而应当呈现出一个充满活力的中国，当前阶段应鼓励像杭州这样的标杆范例，大力宣扬杭州模式，准许杭州等城市在创新生态、营商环境方面宣传自身优势，形成示范作用，以点带面提升全国信心。
中国目前需要营造“不服来战”的城市竞争氛围，而不是压制成功经验，城市间实现差异化发展，这样更能体现国家的整体实力与韧性。
心智观察所：实际上在杭州“六小龙”大火之前，杭州就已经存在一些全国乃至全球知名的大企业，像阿里便是其中之一，它在电商领域为全世界树立了一个典范。此次“六小龙”的科创模式与阿里这类老牌企业的发展路径及主要业务均有所不同，该如何看待这种传承呢？换言之，杭州此前的电商、云计算以及数字经济是否为“六小龙”奠定了某种基础？
胡宇东指出，中国创新精神的演变，离不开对时代的适应与突破。杭州企业的实践，同样离不开对时代的适应与突破。以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为例，当年在互联网尚未普及的时候，他提出了“跟随”战略，这已经是极具勇气的创举。
梁文峰之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表示，以往我们习惯跟从，然而如今我们需要实现突破。
今天的创新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，这种变化体现为由过去的一种模式逐渐转向另一种模式，过去的模式是“广泛链接建平台”，现在转向的模式是“打深井”式的垂直深耕。
阿里那一代创业的时候，互联网如同刚长出来的神经线，这些神经线相互之间尚未连接，所以那时的创新是将各个点连接起来，使之成为一张网、一个平台，这本身实际上提高了效率，然而它也衍生出了许多新问题。今天我们看到，一些平台经济凭借垄断优势，可能会给实体经济带来影响，形成分食蛋糕的局面，甚至出现抢夺蛋糕的情况 。
杭州六小龙（@大公网）
所谓“打深井”，意思是企业不再满足于进行横向扩张，而是把重点放在某一领域，通过硬核技术来构建核心竞争力。
杭州的实践特别典型 。很多企业总部在杭州 ，但客户分布在全球各地 。问到原因 ，有一家企业坦率地说 ：“我们拥有两项全球独一无二的技术 ，客户要解决问题只能来找我们 。”这种自信来源于对技术的极度专注 。比如宇树科技 ，它的核心产品依靠过硬的性能获得了市场的信任 ，甚至很有信心地说 “不需要额外的帮助 ，只要专注于产品就行 ” 。然而，深入交流后也发现了一定程度的隐忧，单一产品取得成功并不能构建完整的生态。机器人产业要是想持续发展，就需要围绕核心产品延伸配套服务，比如机器狗的服饰、配件等，而这需要跨领域协作以及生态支持。
与早期阿里等平台型企业相比，杭州新一代创新者的核心特质没有改变，他们敢于突破、追求效率，并且方向更加聚焦。平台经济曾经借助连接资源来创造价值，然而也由此衍生出了垄断等问题。如今，“打深井”模式强调要在细分领域构建不可替代性，同时也认识到生态建设的重要意义。这种转变既是企业自身做出的主动选择，也是受到时代发展的推动。
心智观察所：长三角一体化注重区域资源共享以及产业链协同，“杭州模式”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数字经济与创新生态的独特之处。在您看来，这种区域协同机制有没有可能减弱杭州的差异化优势呢？比如说，当上海、合肥等城市加快布局人工智能与大数据产业时，杭州怎样防止陷入同质化竞争？
胡宇东表示，总书记讲过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，其中“因地制宜”是关键中的关键。当下中国正面临这一波产业升级，能够发展的品类众多，且很多是领先世界的品类，数量极其海量。未来我们的世界一流企业，数量不会是10家、100家，而可能需要5000家、1万家。
人的需求是海量的，社会的需求也是海量的，在每一个细分领域，都会出现世界一流的佼佼者。
所以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说，关键是找到每个地方政府擅长且适合的龙头产业，接着去深入钻研它。我们在调研时特别留意到杭州有特色的招商工作模式，比如招商部门与本地龙头企业的采购部一同办公，他们会思考，这个龙头企业需要采购哪些重要供应商，自己能否将这些供应商招到龙头企业附近 。就这样一步一步，整个产业链都聚集到杭州了。这个过程如同树根，最早有一个根开始发育发端，然后这个根不断蔓延长出，它是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根系，若想把它连根拔走非常困难。
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对全国各地政府很有启发，大家不要到别的地方去“拔树”，不要把人家培育了几十年的一棵树硬生生地薅出来，不要硬栽到自己这里，否则很可能会造成水土不服。长三角存在一些本地优质的龙头企业，因此应从为产业降低成本、提高效率、加强协同创新的角度出发，推动这些龙头企业的产业链发展，进行招商引资和资源配置。
要是每个地方政府都采取这样的做法，我坚信最终呈现的不会是恶性内卷的局面，而是百花齐放的景象，大家都能各得其所 。
心智观察所：招商部门与企业采购部维持着紧密的合作关系，这一点着实很关键。
胡宇东表示，要从需求出发。在杭州，我们看到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求真务实以及实事求是。在招商过程中，需要思考这样的问题，这件事原本是什么样的，招商的本质又是什么。也就是说，招商的本质在于找到适合本地发展的企业，找到与本地龙头配合紧密的企业进行配套。
反而是那种追着国家重点产业名录的做法，追着去看哪个企业规模比较大、比较有名，然后硬往自己怀里揽，我觉得那是不实事求是的，是不求真务实的。
书中提到，杭州模式的第一支柱是信息效率革命，政府数据的开放共享是这一革命的基础性环节，心智观察所提问，对全国其他省市而言，进一步促进政府数据的开放共享，需要哪些有效手段的加持？
胡宇东表示，首先要抓住本质。杭州模式的本质实际上是三条标尺。用这三条标尺去衡量，就能判断出所学的是表面的东西还是真正有价值的内容。
第一条标尺是“能不能让老百姓只跑一次” ，这听起来较为简单 ，就像办理证件 ，即便不采用信息化手段 ，依靠纸质文件协调同样能够达成 ，然而关键在于敢不敢将流程简化到如此程度 。
第二条是“资源分配和游戏规则全透明”，可以贴公告，不一定要网上公开，但是必须让老百姓能看到规则，知道资源如何分配。
第三条是最难的，领导干部要做到“无私无我无损”，不谋私利并且还愿意担责。这三条与信息化存在关联，但其核心是人的观念问题。
简单来讲，信息化是一种工具，它能够助力你更迅速、更高效地达成透明与便民的目标。然而最为关键的是，领导干部是否愿意舍弃手中的权力，切实以老百姓作为核心。即便整体环境没有改变，每个地方都能够从细微之处着手，不必非要等待大环境彻底改观。这就如同学生学习高考状元的方法，人家能考满分，你起点低并无妨，但是学习方法是可以借鉴的。杭州模式的内核是三条标尺，各地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，不能只抄表面，即便现在只有30分，慢慢学习，也总能一步步提升 。
心智观察所：价值共识是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，它和信息效率一起保障杭州模式成功，二者双翼并驱。价值共识看起来更为抽象，也更难懂一点，仅靠制度设计能够实现一座城市的价值共识吗？
胡宇东表示，价值意味着哪个更具优先性，是什么东西能让你获得满足，实际上它是一种价值观，而这种价值观需从历史角度审视。在改革开放前的四十年里，即便很多地方经济发展不均衡，当时人们仍处于吃不饱饭、穿不暖衣的状况，故而难免存在更多的内卷与问题，这乃是那个阶段的特定情形。
但如今，我们的政府治理以及社会发展是基于全面小康社会展开的，经济基础比以前好了很多，这为价值共识的建立提供了客观的物质条件。在物质基础很贫困的情况下，让大家变得高尚是非常困难的。当下在中国，虽说并非所有地方都如此，但更多的城市和政府已具备了基础的物质条件，这是一个学习杭州模式的良好契机。杭州具备重要的经济基础作为保障，基层公务员家庭环境良好，收入水平较高，因此对他们而言，通过吃拿卡要来赚取小便宜毫无意义，且价值共识的土壤更为扎实。
其实现在很多地方城市都具备了一定的物质条件，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，此时应回归中国人的文化种子与基因，注重心灵及情感生活，构建融洽和谐的社会关系，这种以人民为中心、为人民服务的基本价值观是应该大力倡导的。
价值共识的建立是有前提条件的，至少要有物质基础作为保障才行。在物质基础良好的地方，价值共识相对更容易建立起来。而在物质基础较差的地方，建立价值共识会面临更大的挑战，不过也并非毫无可能。我们党的传统做法是，首先要把道理讲清楚，明确地提出主张。其次要树立典型。最后通过诸如敲锣打鼓、唱戏、打快板等方式来宣传正确的价值共识。
自这一届中央领导班子正式执政起，在国家大事、国家荣誉方面已开始有意识地强化荣誉感与价值导向。然而在基层，还需要一种自下而上的呼应，要更多地树立典型，还要更多地向大家讲清道理。这种价值共识的构建，对改善基层政府的执政理念、政商关系、营商环境而言，是非常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个角度。
硬科技初创企业需要政府和社会资本融资的支持，杭州科创基金是如何做到统筹产业链的，杭州科创基金又是如何契合国家“耐心资本”战略的，如何看待一级市场国资角色与投资回报率问题？
胡宇东称，昨天中午吃饭时朋友举了个例子，他们园区有一家企业从某城市迁至杭州。当时该城市领导出面试图留住这家企业，然而企业列举了几个客观情况。其一，杭州市政府给予5000万投资；其二，给予8000万银行授信；其三，提供配套厂房及物质条件。如今这家企业已成功上市，杭州政府至少获利6倍或8倍。
这个例子表明看待时要分三个层次。首先要看企业的固化阶段，从种子轮到IPO，各个阶段存在差异。政府大力扶持通常适合A、B轮企业，原因是A、B轮的成功概率相对较高。就如刚才提到的5000万加8000万授信的投资规模，按照传统投资标准，实际上属于B轮以后的投资。
我们在调研时还观察到，有一家企业规模达200多人，起码处于A、B轮阶段，然而却从别的城市迁至杭州，原因是当地营商环境差异极大。从政府层面来看，更适宜聚焦于B、C轮公司，而非仅仅关注纳税大户。只要具备这个视角，这些公司不难被发觉。
刚才提到的两个例子中，企业发展到了一定规模，产品优势和竞争力得到了证明，然而当地领导却没人敢采取行动。这进而引出了第二个问题，国有资金主导投资无法回避责任问题。
在杭州，我们看到一套铁律，它包括无私、无我、无损。也就是不往自己兜里揣钱，不损害公共利益，在这种情况下犯的错能被原谅。回过头看刚才两个案例，其他城市的相关领导为何不能给出杭州的筹码呢？是因为没人担责。为什么没人担责呢？问责标准很关键。要是问责是只要失误就重罚，那下次谁还敢干事呢？问责标准倘若太过严厉，就如同小朋友走路摔了一跤便会挨打，如此一来，下次他就不敢再走路了。
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也是如此。要是领导没有谋取私利，就算国有资产出现了流失情况，那也仅仅是能力方面的问题。能力不足的话可以进行培训或者调整岗位，难道能因为这一点就完全否定，彻底否定吗？杭州敢于承担责任的现象相较于其他地方更为突出，然而敢于承担责任并不意味着胡乱承担责任，关键在于没有私心且没有损害。如今巡查、审计制度已经完善，重点是要保护那些真正敢于决策、敢于承担责任的干部。
企业总部搬迁给地方造成重大损失，其中涉及税基、人才流失等方面的问题。然而有时存在政策无人敢拍板的情况，在资源对称时同样不敢进行决策，这归根结底还是问责方面的问题。
在书的最后一部分，提到了杭州模式存在一些挑战，其中包括平台协同性有可能转变为垄断性，杭州依然面临着类似“应用强，基础弱”这样的问题，面对这些挑战，主要的应对策略有哪些？
胡宇东表示，应该实事求是，顺其自然。若杭州善于在底层技术基础上做好产品，便在产品层面打造核心竞争力。倘若随着环境和人才聚集，杭州在前沿科技探索方面形成高地，那就任其自然形成。在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，各地应当进行差异化竞争。
北京高校密集，院士数量众多，这里理应成为科技创新中心。杭州的总部位于杭州，研发中心能够设立在北京，这属于非常自然的进程。依旧应当追求实事求是，不要刻意塑造，进行合理且具有针对性的提升是有必要的，但并非每个城市都要成为“六边形战士”。
在高科技、硬科技企业进行产学研转化时，有一种看法觉得企业应当是创新主体，科研院所和高校起到辅助作用。从实验室到企业孵化，这一过程存在不少阻碍。杭州在这方面走出了一条较为前沿的道路，以企业作为创新主体，由企业去观察并挑选合适的技术路线。这的确是个不错的办法。
心智观察所：当前特朗普发起的“关税战”，扰乱了全球供应链，不可避免地对外向型企业造成了一些冲击，那么这是否也会对“杭州模式”产生一些潜在影响呢？
胡宇东表示，应该从本质层面看待问题，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是最大供给制造与最大消费之间的博弈，最大制造的本质是能否凭借高投入产出比实现制造，达成物美价廉的效果，只要抓住这个核心要点，任何短期的政治博弈以及政策波动最终都会回归到这个均值 。
科技创新常常需要耗费时间，并非短期内就能达成。整体的基调是专心致力于做好自身的事务。在政策层面，也正积极应对贸易摩擦所带来的直接冲击，不过关键之处在于要以具备核心竞争力作为前提条件。就像大疆，尽管遭受了美国的制裁，然而由于不存在可替代的供应商，最终还是解除了制裁 。
去年，广东省一些城市的GDP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，部分原因在于产业向东南亚转移，这实际上是对全国的挑战，国际产业链结构以及中国产业链结构都必然要经历巨大变化。
从政府角度来看，应当积极地去拥抱这些变化，并且适应这些变化。比如说在贸易战当中，中国中低端产业向周边国家转移是必然的趋势。然而地方政府能不能在高端产业里找到自身的定位呢？能不能主动地去作为呢？而不是被动地等待。这是非常关键的 。
心智观察所：当下长三角地区不少城市都在推出各类抢人政策，并且这些抢人政策存在趋同现象。如此一来是否会导致某些人力资源出现内卷呢？
胡宇东表示，人才问题不能一概而论，人才是分专业的。要从自身优势产业出发开展工作，这是关键视角。例如，有的地方是新能源电池之都，有的地方是造船业之都，各地人才专业方向不同。
长三角一体化的“杭州版图”
人才政策不只是关乎给予多少资金的问题，人的感受极为细微，就如有的饭店装修成五星级豪华水准，然而你去就餐时却心情不悦，这或许是由于服务员缺乏笑容，又或许是厕所未得到清理。真正的人才政策理应关注人才感受，而非仅仅局限于政策本身。杭州在调研中给我的印象便是注重人才感受。各个城市不应在人才政策上相互攀比，也不应简单借鉴，而应比拼并关注人才感受。若要制定一个指标监测这方面情况，该指标应基于类似360度评价的调研，以此了解人才感受。
心智观察所：您身为智库负责人，常常前往企业或者地方政府开展调研。在调研期间，是否有特别独特的心得体会？又是否拥有一套能够发现真问题、解决真问题以及挖掘真实场景的方法论？
胡宇东表示，咱自己的看家宝贝不能丢，中国的看家宝贝是马克思主义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是实事求是，物质决定意识，为人民服务，追求生产力的进步，不同的信仰体系和文化价值体系会导致不同的取舍和决策，也会产生不同的视角，同样一只狮子，在羚羊看来是凶神恶煞，是魔鬼，在小狮子看来，它是一个慈母。
物质决定意识，因此我们要发展生产力，以此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。我们的使命是为人民服务，这是最大的幸福，故而以人民为中心，关注客户感受。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，我们不会刻舟求剑，而是会探究事情背后的本质，以及其运动和变化。
我认为这是最为根本的。为何当下诸多地方政府、专家学者以及智库会呈现出混乱的状况，价值观不一致呢？实际上是由于大家没有充分运用好这个法宝，或者所运用的法宝存在差异。这同样是总书记再三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根基的原因所在。要是切实以马克思主义来武装自身，杭州的那些典型现象便会自然而然地出现。这或许就是我看问题的视角和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，我从这个视角出发去认识世界，从这个视角出发去做调研，从这个视角出发去提解决方案。
我们在书中指出，杭州模式呈现出一种新型生产关系，这种生产关系适应新质生产力。生产关系发生改变，其目的最终是为了发展生产力。生产力得到发展，最终带来的不仅是共同富裕，甚至有可能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，进而造就一个共产主义社会。它本质上是一种新型生产关系，能激活创新，能发展生产力，能创造更多社会财富，能实现共赢，尽管我们在书中未明确提及这一点 。
来源|心智观察所
